中国西藏信息中心按：9月22日，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要求，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接受了采访，条件是《焦点》应刊载采访主要内容。在两个小时采访过程中，朱维群详细回答了记者提问。10月5日，《焦点》杂志以译成汉语400余字的篇幅报道了此次采访。本中心特此将采访主要内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朱维群：首先对德国《焦点》杂志古德隆·多梅泰特女士和你的同事到中央统战部来表示欢迎。我希望你们的采访能够自由一些，随意一些，包括提出你们认为是尖锐的问题。但是，我也希望我谈的主要内容，你们能够刊出。因为我见过不少西方记者，发现他们有一个不太好的倾向，就是当我谈的内容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没有勇气予以报道。

　　记者：多谢您这番非常热情的欢迎，也感谢给我们这样的一次采访机会，我们都非常知道有这样一个机会不是那么平常的事情。你刚才说，我们认为尖锐的问题都可以提，那我们就当真了。

     记者：如果中方如此肯定达赖喇嘛和他的一些支持者是去年“3·14”事件背后主谋，那为什么中国不能请一些国际人士去搜集相关的证据。如果来龙去脉搞清楚的话，国际社会一些人的猜疑，不就可以打消了吗？

　　朱维群：我理解您提出这个问题出于好意。但是，我们中国人办事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内政不受外国的干预，包括外国人，也包括外国的机构。西藏的事情纯属中国的内政。我们会向外国朋友介绍有关的情况，解释有关的问题，包括请您到西藏去采访，但是我们不会允许外国人、外国机构来插手，干涉我们内政，在中国事务上充当什么中间人，充当什么道义的执行者。中国人站起来已经60年了，事实证明了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解决好我们内部的一切事务。外国人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当中，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受害者。受害者的感受和加害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人心目中，外国干预者的道义形象并不如同他们自己想像的那般美好。

　　记者：不好意思，我并不是要质疑中国处理自己内政的事务的能力，我只是想说，是不是可以借助国际上的一些机会，让大家能够对达赖喇嘛去神圣化，揭开他身上神秘的面纱。在西方很多国家，达赖喇嘛拥有非常多的同情者。

　　朱维群：我知道一些外国人和外国机构十分热烈、十分迫切地想介入到我们和达赖喇嘛的关系中来，介入到所谓的“西藏问题”中来。我再次说，没有这个必要和可能性。

　　至于说达赖喇嘛在一些国家有众多的所谓“同情者”，这是这些国家的当政者和新闻媒体自己造成的。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1989年以前，达赖喇嘛在西方有多少支持者和同情者？甚至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喇嘛？达赖喇嘛是被西方一些人作为整治中国的工具而抬高的。包括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是1989年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行动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状态一旦形成了以后，想要改变这种状态就有点麻烦了，这就给有关国家后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带来了一个很不利的因素。当这些国家当政者认识到需要改善与中国关系时，却不能不受到达赖喇嘛“同情者”的牵制。这个问题是这些国家自己造成的。希望有些国家从中汲取一些教训。

记者：您可能知道，中国的威望因为西藏的问题已经受到损害，西藏很长一段时间是封闭的，不允许我们记者自由前往去采访。您不想利用这个良机，向世界的舆论公布您对某国要人所要求的个案的调查结果？

　　朱维群：向某国政要提供几个个案情况，是看在两国关系不错的份儿上。但是提供什么、提供多少、什么时候提供，乃至最后提供不提供，这都是我们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在主权范围内，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不做，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符合我们中国的利益。您刚才说到的，我们西藏对于外国新闻媒体一段时间以来实行封闭。其实只是加强一些管理措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关过门，“3·14”以来始终有外国记者经过允许到西藏去采访。现在，我们正安排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去西藏，包括您在内。但是西藏的门开多大，说到底，我们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西藏稳定、发展的需要出发。中国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先生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西藏，也希望外国媒体说我们的好话。但是，多说几句好话、少说几句好话毕竟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

记者：2008年年底的时候，贵方同达赖的私人代表终止了商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你们会再跟他进行商谈？

　　朱维群：首先我要说明，不是中央方面终止接谈，而是达赖喇嘛方面终止接谈。达赖喇嘛悍然终止同中央的接触有过两次了。第一次是经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多次接触之后，他发现他的那套东西不可能在中央这里取得什么突破，后来，由于发生了1989年北京风波和苏联、东欧政局的变化，他错误估计形势，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长久了，中国政府很快就要垮台了，于是在90年代初宣布终止和中央的接谈。

　　对于达赖喇嘛来说，很不幸的是中国没有垮。到了2002年，他不得不再次提出希望和中央接触。我们中央历来是宽宏大量的，这就有了从2002年一直到2008年九次接触商谈，其中有三次是去年一年当中进行的。

　　在去年11月的第三次接谈中，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拿出一份《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并狂妄要求，今后的接谈要以《备忘录》为基础，中央必须接受这个《备忘录》。我们很清楚地向他们表示，这个《备忘录》仍然是“半独立”、“变相独立”乃至“西藏独立”的货色，中央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这位私人代表当面向我们宣称，接谈不再进行。紧接着还是在11月，达赖集团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全体流亡藏人特别会议”。这个会议作出了一个决定，就是中止和中央的接触商谈。所以说达赖喇嘛已是两次主动中断接触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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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的真是不错

今年教师节，93岁高龄的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申泮文荣获高校教学名师奖，成为年龄最长的入选者。虽已步入耄耋之年，这位我国当代无机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依然充满激情，活跃在讲台上，不仅指导研究生，还亲自辅导本科生的论文和社团活动，孜孜不倦地从事其深爱的教育事业。

　　保持一股精气神，永葆活力，这就是南开人，这就是南开大学。

　　10月17日，南开大学将迎来建校90周年，青春的魅力强盛而鲜活。

　　“我是爱南开的”，南开杰出校友周恩来的深情话语，引起几代学子的持久共鸣。

　　南开为什么可爱？

　　南开人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同在

　　经济学院2009届毕业生安银阁，远赴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检察院工作，与几名南开同学一起开始服务西部的志愿者生活。为此，来自河南农村的安银阁放弃了两份待遇优厚的应聘岗位，他说：“南开四年路，培养了我。”任课老师的鼓励言犹在耳， “要出人才，有成就，最好去哪里？到基层去！”“把自己的人生轨迹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

　　90年来，南开的道路同民族和国家的道路紧密结合，南开人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心系国家，是南开人的作风。

　　阿依古丽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05级的新疆籍女生，母亲在她5岁的时候就到南开攻读硕士研究生，后又读博士，“妈妈说不把南开的学业读完，人生就不完整。”阿依古丽进入社会工作专业周恩来班学习，今年7月她第三次来到四川地震灾区的孩子们中间，参与东汽小学学生的心理、行为辅导。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南开大学组织专家承担了“抗震希望学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将生命教育等潜能开发类课程引进灾区小学教育，帮助灾区孩子恢复健康积极的心理。“周恩来班头上顶着周总理的名字，我们就要像他那样，爱国家，爱人民。”阿依古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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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在石缝间流淌

汇集成瀑布，小溪

然后形成一汪汪水潭

于是有好事者坐艇顺流而下

穿过峡谷

划过深潭

感受一份难得的刺激和悠闲

期间也有这样那样的意外和惊喜
或者冲浪

或者冲入深潭，随时准备翻船

随处可见的拐角，需要力量和勇气

有时难免水花飞溅，隐约现一人

这个吓得，睁开眼吧

看人家loli，神情专注，无所畏惧

终于到水流缓的地方了

于是对K了

还可以乘机偷点菜，增加魅力值

全文完

　　我喜欢秋天，

　　划破长空的是列阵的大雁，

　　向南，向南，

　　不为南方浮躁的虚华，

　　只为追逐昔日的温暖。

　　无论心走得多远，

　　落下来守望着，

　　仍在故乡旧居的门前。

延绵的群山，山上泛着淡淡的秋色

村里几棵古树，树下几户人家

村后人面石

悬崖飞瀑，从村旁而下

茅草屋顶，趴着南瓜

那些屋顶，是记忆里的眼睛

门口小花

新芽

玉米

山间花草

秋意盎然，是丰收的时节

颗颗饱满的谷粒

刺猬结满了枝头

也同时述说着生与死

播种与收获

在秋风中，欢乐和喜悦随着飞絮散布在每个角落

今年股市异常勇猛，一下子从1600到了3600，涨了1倍多，于是大家都说“超级无敌大牛市”，却忘了从6000点下来的痛，一算，现在还停留在50%的位置，人家美国台湾香港虽然也跌，但是已经回到70%的位置了。

今天公司意外的宣布，工资恢复到降薪之前。于是大家都很HAPPY，虽然这个薪水只是恢复到一年以前的，但是这样一降一升，军心大受鼓舞。

所以说先来一个negative，然后再来一个positive，比倒过来好，我们看到了未来